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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视·平视·俯视

----由宋朝的矿工肖像所想到的

顾铮

 

     我始终对于肖像摄影抱有一种警惕。当然,这里所说的肖像摄影并不是指的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留影。我对之抱有警惕的肖像摄影是那些专以拍摄名家名人为乐事,并最终让自己也成了名人的肖像摄影。虽然那名人肖像摄影的理由冠冕堂皇,说什么那些名家都是人类精华,拍摄到了他们(那肯定是经历了一番最后一定要让人知的千辛万苦)就等于把人类的伟大与高尚一网打尽了,因此这当然也有励志的效用。

     而这在我看来,却恰恰是肖像摄影给人的误导。因为它充分地利用动听的借口,利用了人的弱点,通过光线的魔术,给出了人的假象,却又以此以假乱真(当然此“真”本身即很可疑,因为人实在是种过于复杂的动物了,他的“真”究竟是什么实在难以说清)。其实,人的复杂性根本不可能被一张或者几张肖像照片(甚至还是杰出的肖像照片)所能证明。那些名人肖像摄影做的,除了以镜头仰视名人,参与名人神话的创造,为名人神话锦上添花之外,在我看来,其实并无什么意义。

     我想,当我今天在给宋朝的矿工肖像写点什么时,我必须首先出示我对于肖像摄影的基本态度,才是一种诚实(当然不排除有人借用我上述的逻辑,认为我的诚实也是可疑的)。同时,这个基本态度也是我判断肖像摄影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对于热衷于拍摄作为新“当代英雄”的名人、成功白领、创造“成功”神话的肖像摄影“行风”来说,宋朝的矿工肖像显然与之不在一个理念层面上。他以他的那些浑身还沾满了煤屑,散发着汗臭的矿上兄弟的群像,使他们的堂堂存在获得了被人正视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来自“自己人”的正视。宋朝本人原来就是一个矿工,已经做了六年井下矿工。在他拍摄这些“煤黑子”弟兄时,除了他手中比他们多了一个照相机之外,除了他心中还有点“创作”的心态以外,在其它方面,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从现在一旦说到肖像摄影(当然不止肖像摄影)就会经常说到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相互关系这一点说,我们可以认为,宋朝的这些矿工肖像是他作为矿工一员拍摄到的他的同事的照片。也就是说,这是自己人拍摄自己人。这样的自己人之间的影像上的交往,在两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方面应该是默契多于隔膜。从这些影像本身看,工人们对于宋朝是接受的。他们的神态都相当自然放松。显然,这是一种相互关系相对平等的拍摄。而这种长年形成的信任关系,正是宋朝的摄影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只要想想宋朝的摄影恩师黑明的“失败”,就可以想知在拍摄肖像照片时,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处在一种什么状态有多重要。宋朝的矿工肖像是一种处在了同一集团或者群体中的人通过照相机相互注视的“平视”的影像证明。而那种种名人肖像摄影,则往往多是拍摄者“仰视”被拍摄者的结果。

     说到这里,无法不想起那个在1980年代拍摄了美国西部劳动者的理查德·阿维登。

     至少从外在的风格、还有拍摄手法上看,宋朝的矿工肖像与阿维登的西部人肖像是有着可比之处的。他们同样是以一个白背景为底色,以此将他们的拍摄对象与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隔离开,让人们的注意力强制性地被集中到对象身上。这些肖像照片也都构图当变化多端,画面裁剪大胆,往往选取最能突现特定的“这一个”的内容,其余则完全舍去,因此构图也显不完整。在这样的手法处理之下,照片中的人物个性强烈显现,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到过于强烈。

     然而,宋朝的这种风格与手法虽然在外观上看无法不令人想起与阿维登的雷同之处。但他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与阿维登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的。

     阿维登的美国西部人肖像,是一个一直摆脱不了艺术家情结的时尚摄影家的“艺术创作”。当然,宋朝的摄影也是一种创作。只是阿维登与这些流落到西部边缘地区的美国人之间,本来毫无缘由。他们双方互不了解。阿维登是为拍摄肖像而拍摄。他拍摄时更多的是从人的外形,气质,服饰是否个性强烈着眼。而这就是肖像摄影的一个可怕之处。为什么被拍摄对象一定要有“个性”,要“上照”才能得到肖像摄影家的青睐?而且这“个性”的标准何在?谁有权决定这个对象有“个性”因此可以入影,那个对象没有“个性”因此必须出局? 

     从阿维登的这些西部人肖像照片中可以发现,其实他们的戒备甚至是敌意多于理解与合作。显然,双方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当然,有人会说正是这种内心的较量造成照片的张力,那正是摄影家所求之不得的。包括像卡希拍摄的邱吉尔肖像,他还要故意激怒对象呢。然而,肖像摄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拍摄才能是“成功”的吗?

     阿维登为了“个性”而不惜猎奇。从他的拍摄对象的形象到服装到姿势到构图,其实都是他的美学标准下的选择的结果,摄影家有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自信,这同时又是优越感强烈的心态驱使。为了影像有“个性”,他刻意地“变”。但这种“变”,更多地体现在外在形式构图上的“变”。而其不变之处是,这种“变”是“就”了阿维登的强烈的个人风格之“范”的“变”,是以牺牲了他们的自然状态为代价的阿维登的“个性”风格。他共拍摄了752个人的肖像,但实际上这些人仅仅成为了他风格形成的素材,最终只是成全了他这一个摄影家而已。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那是一种“俯视”(来自东部纽约的大牌摄影家阿维登“俯视”边远美国西部人)的关系的证明。也许这么说未免过于苛刻,但从实际情况看,情况确实如此。阿维登的美国西部人肖像更多的就是一种当代传奇。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他自己也陷入了现代主义的“个性”的陷阱。

     而宋朝的中国矿工肖像,尽管在外在风格上与阿维登的西部作品较类似,同样有着有点用力过度的视觉传奇成份,但至少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看,那是完全不同的。宋朝与他的矿工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镜头中所体现出来的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平视”。那是由于他与他的对象之间的实际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作为矿工兄弟,他在拍摄时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这些照片不会是按照某种美学标准作了筛选后的结果。当然,不能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些照片在最后整理阶段可能会出于对于“作品”整体的某些考虑,他会对此再作筛选。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在拍摄时,他们之间是一种“平视”的关系。不过这倒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宋朝在筛选作品时,是基于什么标准从事的?关于肖像摄影作品的一系列标准,其中包括肖像摄影的美学标准、社会标准、还有意识形态标准等肯定会在此中起作用。这样的标准其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在筛选肖像摄影作品时起作用的?

     宋朝在艺术上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现在取得的成绩实属不易。不过,当宋朝成名后,他的矿工弟兄们再如何看待他与他的摄影,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宋朝愿意仍然与他们亲如兄弟,但他的矿工弟兄们的心态可能会有微妙的变化。他也许再也拍摄不到比现在这些更为坦然,更为不设防的肖像了。因为当他们面对宋朝的那个黑洞洞的照相机镜头时,他们也许无法摆脱“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摄影家”而不是一个“爱摄影的哥们”的念头的纠缠。这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内心关系的微妙变化一定会在照片中反映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张肖像照片,都是一种拍摄者与被拍摄之间的关系的证明。具体到宋朝的肖像摄影,他的兄弟们可能还是会一如既往地配合出了名的宋朝“创作”,但这时他们的相互关系反而变得不如以前那么单纯了。对于宋朝。他的矿工肖像也不再会是兄弟们上井后陪他一起开心开心的东西了。这时,宋朝将面临新的挑战。他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也许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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