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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
  蒙敏生

蒙敏生

1919年出生于上海,生活工作在香港。1950年代,他曾短暂在电影厂工作,因此他开始了他的摄影。后来,他开过快餐小店,在不同的公司作普通的雇员。他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但摄影对他就像呼吸一样重要,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一辈子拍摄香港的社会,也在摄影棚里拍摄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2005年,他还平均每周还拍摄三个胶卷。但现在,在香港的一家医院里,蒙敏生已记不清他这辈子拍了些什么。 作为一个劳碌谋生的香港无产者,他成为香港的左派,也决定他的摄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六十年忠诚地“用镜头去反映下阶层”,构成了连续的弥足珍贵的香港史证。和传媒表达的香港大相径庭的是,他的纪实摄影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后的苦楚,功利之外的悯怀……仅就纪实摄影而言,他的成果足以傲视1980年代的后来者。然而他的摄影决不仅仅局限在记录。他在静物、风光、人像、纪实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尤其是他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拟革命”系列,更是先行的前卫之举。 真正的左派总是前卫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一个强烈地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感召的人,不会仅仅满足记录革命和底层痛苦。从1964年到1972年之间,他的很多作品是与现实疏离地对革命的演绎或想象,这种“拟革命”令作品更具艺术性,于后世更有思考和针砭的意义,同时为我们观察大陆的文革和当时的摄影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他在40年前创作的先锋置景主观作品,一开尘封,对当下的前卫摄影是很大程度上的颠覆,也令中国的摄影史须改写一章。 首先,这种手法今日为中国走红的前卫艺术家们拿手应用着,而蒙竟然是在1960年代大量上演,目的同样是营造一个想象的理想的典型生活空间。这不是简单摆拍,而是真正的到位的创作。在技术上也非常成熟。 另外,其香港身份(地点,模特,作者)又使作品平增一层含义。这非常重要,使其想象有了国际背景,如香港本身的位置,这作品有其包括大陆香港在内的国际针对性,其中的意义丰富而魅人。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其向大师之谓靠近。 在目前走红的文化大革命图象中,这是最有想象力和独特角度的,从空间归纳到文化心理上,它将那个时代的现实与理想做到当时的最高度,并且与同行形成了太大的距离。这使我们这些经手人感到荣幸。关于作品的意义,研究现在只是开始,但它是应放在世界摄影史和艺术史里去考虑的。 蒙敏生的摄影有极大的宽容度,作品中也有不少摆拍的美人,让我们看到那花样年华的一面。这是内地当时不曾有的,和革命的理想放在一起,又多一重味道。这出于我们的有意,却也是当时他生活的两方面。这构成真正左派的古典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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